我的名字是共產黨員

來源:人民日報 2021-07-07 08:17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大地副刊邀請5位作者撰文,回憶他們入黨時的難忘經歷,講述一名共產黨員的奮鬥與追求。這5位作者中,有的是年近九旬、有70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有的是今年剛剛光榮入黨的新黨員;有的曾留學海外,畢業後毅然回國,決心“為國終身科研”,有的雖然年輕,卻已成長為工作骨幹……雖然他們入黨的時間有早有晚,奮鬥的崗位各不相同,但他們立足本職,默默奉獻,以實際行動詮釋着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與擔當。他們,是我們9500多萬名黨員的縮影。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不管個人的能量是大是小,只要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奮鬥意志、堅定恆心韌勁,每名黨員都可以為黨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貢獻。

  ——編者

  少年的歌聲裏,有我的誓言

  王蒙(著名作家、“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

  1948年10月10日,在北京什剎海附近約好的地方,負責“帶”(地下工作時對聯繫工作的稱呼)我的劉楓同志宣佈,組織上批准我與另一位秦同學成為中國共產黨候補(現稱預備)黨員。

  是時我差五天年滿十四歲。我在1945年底首次見到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中共方面工作人員李新同志,並受到深刻教育。此後,我與自己所在學校的地下黨員何平同志建立了固定的聯繫。作為沒有組織身份的“進步關係”,在何平同志畢業離校後,我們轉關係由劉楓同志帶領。

  1948年我與秦同學結束初中,考入位於地安門的河北省立北平高級中學。河北高中一直有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傳統,“一二·九”時是這樣,解放戰爭中更是這樣。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成立學生自治會時表演瞭解放區的《兄妹開荒》等節目,有三十多位同學被逮捕囚禁迫害,黨組織遭到一些破壞。我與秦同學的考入,提供了彌補損失、增益地下黨工作的可能性。

  我的入黨時間大大超出了我自己的預期,我很莊重,也很激動。劉楓同志對我們進行了氣節教育與用智慧戰勝敵人的教育,並宣佈我的候補期到1952年我年滿十八歲為止。

  當然,在敵佔區,在敵人瘋狂鎮壓的背景下,我們沒有宣誓的儀式,也沒有書面的文件,我們只有一個心,打倒蔣介石,推翻反動政權,解放苦難中的國家人民和我們自己,創造全新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

  那天,我步行回西四那邊的家,一路上我唱的是冼星海、安娥的歌曲《路是我們開》:

  路是我們開喲,樹是我們栽喲,

  摩天樓是我們親手造起來喲,造起來喲,

  好漢子當大無畏,運着鐵腕去

  創造新世界喲!

  創造新世界喲!

  這就是少年王蒙地下入黨時的代誓詞。我一遍一遍唱了差不多三公里。至今已經七十多年過去了,但這歌聲似乎依然嘹亮地迴響在地安門、北海後門、東官房、廠橋、太平倉(現在是平安裏)、報子衚衕(現在是西四四條)這條路上,更迴響在我的心裏。

  三公里的路上,牆上到處貼着“肅清匪諜”等白色恐怖標語,並且時有華北剿“匪”司令部的所謂執法隊敞篷汽車駛過,整個車上的人全副武裝。那時候的説法是,只要抓住了“匪諜”,此執法隊有權不經審判就地處決。

  這些背景與音響,構建了我入黨宣誓的移動會場的戰鬥氛圍。不用説,到了一個少年人這樣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刻,“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也就崩潰在即了。

  此前,在北大四院禮堂,我看過大學生們演出的《黃河大合唱》,我知道了詩人光未然與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名,從而也看着簡譜,學會了《路是我們開》。

  在中法大學禮堂,我看過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放映的《列寧在十月》與《列寧在一九一八》。在北大“孑民圖書館”與祖家街的北大工學院“六二圖書館”,我閲讀了大量革命書籍。

  黨在北平的中學地下工作,最有聲有色的當數河北高中。我與秦同學入黨不久,遭到殘酷鎮壓的河北高中便成立了一個新的地下平行支部。而解放後,我才知道劉楓同志的通用名是黎光,他是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學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後來長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

  路是我們開喲!從前輩共產黨人算起,這條大路已經走了百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越走越寬廣。成績越大,挑戰也就越多,然而前途顯見是光明燦爛的。創造新世界是艱難的,開路的成就感天動地,拓展與保衞、發展與壯大我們的事業,則是更加艱鉅宏偉的任務。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吧,趁熱打鐵就一定能成功!

  為國終身科研,是我的信念

  王殳凹(科研工作者、“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

  不時有人問我: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你最深的感觸是什麼?我想,最深的感受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一是“責任”,二是“動力”。

  我是一名80後,我的工作是從事核能放射化學、包括輻射防護的應用基礎研究。這份與“核能”密切相關的工作,在很多人看來也許非常神祕,但我當初選擇這個專業的理由卻十分“單純”:我在學生時代有些“偏科”,因為鍾愛物理、化學兩門課,才選擇材料化學這門交叉學科。我2007年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後去國外留學,其間從事了多項放射化學基礎研究,對該領域有了較為全面的瞭解,也意識到,我國放射化學基礎研究薄弱,技術儲備不足,研究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明顯差距。這一切,時時牽動我的心。

  我對我們國家核能領域老一輩科學家的故事耳熟能詳。這些老一輩科學家在當時科研條件異常艱苦、科研基礎極其薄弱的情況下,取得“兩彈一星”等震驚世界的成就,是因為他們身上具有“兩彈一星”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錢學森先生、鄧稼先先生、于敏先生的事蹟尤其讓我銘記於心。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也能幹;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從他們身上,我不僅感受到科研人的睿智、中國人的骨氣,更注意到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如今想來,我對黨的情結,從那時就已埋下了種子。

  在國外求學期間,我曾數次回國,清晰感受到黨和國家對核能領域的重視,心中認定了國內正是一片能夠發揮我所長的熱土。2013年,我正式加入蘇州大學,進入由我國放射化學家柴之芳院士領銜的、具有鮮明核特色的放射醫學與輻射防護國家重點實驗室,並將我的研究方向從當初好奇心驅使下的“放射化學基礎研究”調整為面向我國核能可持續發展及核安全重大需求的放射化學應用基礎研究。研究方向的轉變也帶來心態的轉變,我感到我與國家民族的發展有了更緊密的聯繫。面對研究中的種種風險,我們堅持“真槍實彈”的研究,努力面向應用研究開發,並取得一些科研成果。

  在這個時期,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蘇州大學黨組織的關心支持。在多次參與黨支部組織的活動並經過認真思考之後,我主動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表達了“為國終身科研,為黨終身工作”的決心。2020年6月29日,我光榮地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從戴上黨徽的那一刻起,我感到肩上的擔子更加沉甸甸。自這一天起,國家的振興,人民的幸福,對我來説,就不僅僅是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願景,更是一名共產黨員不可推卸的責任。

  新的身份,新的起點,我當砥礪奮進,在“科研報國”的道路上不斷攀登,不斷前進。我堅信:“山再高,往上攀,總能登頂;路再長,走下去,定能到達!”

  面對鮮紅黨旗,我終於夢圓

  彭學明(土家族作家)

  在我的長篇紀實作品《娘》裏,我寫到了一位村黨支部書記向漢英大嬸孃。向漢英大嬸孃的形象,是我對黨最初最真最樸素的認識和感受。

  小時候,由於父親早逝,家境貧寒,母親和我們幾兄妹經常被欺負。一被欺負,母親就會去找村裏的向漢英大嬸孃哭訴,向漢英大嬸孃就會帶着母親去找那些欺負我們的人家,批評他們,並讓他們給母親賠禮道歉。我問母親,你為什麼一受委屈就找向漢英大嬸孃?大家為什麼都聽大嬸孃的話?母親説,向漢英大嬸孃是村黨支部書記,是村裏最公正的人,村裏的大務小事,都是大嬸孃管,村裏的難事,都是找大嬸孃解決。

  在我年幼的日子裏,向漢英大嬸孃給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記憶。母親受欺負時,是向漢英大嬸孃第一個來安慰;我們有什麼三病兩痛時,是向漢英大嬸孃第一個來看望;我們缺糧斷炊時,是向漢英大嬸孃第一個給我們送來救濟糧、救濟款;母親外出未歸時,是向漢英大嬸孃把我們兄妹接到她家去吃住;過節時,向漢英大嬸孃會給我們送來一碗她家的肉、蛋或其他好吃的,每年春節,還會特地從鄉政府要來肉食補貼,給我們送幾斤肉過年。向漢英大嬸孃安慰母親時,總會説這樣一句話:“不要怕!有黨和政府。”向漢英大嬸孃給我們送來救濟糧、救濟款和過年的肉食時,也總是不忘叮囑:這是黨和政府送給你們的,是黨和政府對你們的關心。

  所以,很小我就知道,黨和政府是我們的靠山,有黨和政府,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就不會挨餓受凍、不會受欺負。從向漢英大嬸孃這位村黨支部書記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黨的温暖,看到了黨的形象。後來,長大了,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每位共產黨員的一言一行都關乎着黨的形象、代表着黨的形象。向漢英大嬸孃這位普通的村黨支部書記,讓我對黨有了最真實的感受、最樸素的感情和最深沉的感動。相信黨,緊跟黨,不負黨,成了我和我們一家在人生道路上最堅實的情感基礎和最強大的信仰力量。我大姐、哥哥、大姐的兩個孩子、哥哥的四個孩子、二姐的三個孩子,全都在黨旗下莊嚴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忠誠一員。

  而我,在大學時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工作後不久,又再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

  二十多歲時,我成了湖南省政協委員;三十歲出頭,我成了全國人大代表。2021年的4月19日,我終於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並且在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這個特殊而重大的日子裏,在黨旗下莊嚴地向黨宣誓。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時刻,如今我終於夢圓!

  譜寫光影頌歌,是我的責任

  柳建偉(作家、編劇)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社區要組織歌詠比賽,選擇的曲目是《唱支山歌給黨聽》。近些日子,每天早上,我家樓下的小花園裏都會響起這首歌。

  伴着窗外那熟悉的旋律,我這個在黨整整三十年,軍裝穿了四十三年的退休文藝老兵,一遍遍問自己:這些年來,你都為黨做了什麼?

  二十年前,我受邀擔任電影《驚濤駭浪》的編劇。1998年,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抗洪鬥爭,是一次守初心、擔使命的偉大實踐,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創造了許多人間奇蹟。九江堵長江決堤,簰洲灣轉移分洪區羣眾,都是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辦成的大事、難事。這場鬥爭中形成的偉大抗洪精神,更值得用光影永恆地鐫刻下來,供後人重温和銘記。領受創作任務後,我進行了長達四個半月的採訪工作,跑了六千多公里,人物採訪了三百多人次,劇本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完成的。

  《驚濤駭浪》公映於非典疫情發生的前夕。後來,有關部門意識到這部電影具有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凝聚人心的特殊作用,決定馬上在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播放這部剛剛公映的電影。這個決定收到了極好的社會反響。這部電影后來獲得了中國電影的幾乎所有重要獎項。這次成功實踐,讓我意識到了電影這門光影藝術的巨大影響力,更讓我認識到用電影記錄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奮鬥創業的重要意義。因為這部電影,我從成都軍區的專業作家,調入八一電影製片廠,成為一名職業編劇。從此,我開始了用光影為黨和人民譜寫頌歌的特殊人生。

  此後二十年,我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主旋律電影劇本的創作中。汶川大地震後,我六赴災區,經歷四次六級以上的餘震,幾次冒着生命危險進行深入採訪,創作完成了電影劇本《驚天動地》。為了記錄我國載人航天事業的飛速發展,我追蹤採訪八年,十一次改寫重寫劇本,創作完成了電影劇本《飛天》。載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偉大工程,需要用電影藝術來呈現。

  2016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八十週年那年春天,我創作完成了電影劇本《血戰湘江》。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進行的湘江戰役,在黨史、軍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湘江戰役中,雖然我軍付出了沉重代價,但也因此認識到獨立自主的重要性,認識到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有多麼重要,由此為後來被稱為偉大轉折的遵義會議打下了基礎。這樣一個重大戰役,應該用藝術來好好呈現。能夠用電影的形式描繪湘江戰役這段歷史,是我作為一名作家和編劇的光榮。

  這幾部電影后來都拍攝公映了,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益,觀影人次都超過了三億。用光影藝術,把黨的故事講給更多人來聽,這就是我工作的意義所在。

  現在,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的趕考之路。我這個文藝老兵,將繼續吟唱新時代的光影頌歌。這是一名文藝戰士的責任,更是光榮的使命。

  講述紅色南梁,是我的光榮

  王雅麗(甘肅南梁革命紀念館講解員、“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

  2007年,在山東海邊長大的我,和丈夫來到甘肅省慶陽市華池縣安家,成為南梁鎮高台小學的一名80後教師。

  一踏上南梁這片紅色熱土,我的內心便湧動莫名的激動。到學校報到後的第二天,我來到南梁革命紀念館參觀。20世紀30年代初,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南梁一帶開展革命活動,成立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段歷史,在南梁革命紀念館裏有詳細介紹。但在當時,紀念館裏能夠系統講解這段革命歷史的僅有館長劉玉郝一人。劉館長的地方口音重,當時我就想,如果要把這片土地上的紅色歷史講給全國人民聽,紀念館就需要補充會講普通話的講解員。一個月後,華池縣招聘專職講解員。得知消息後,我馬上報了名,並順利通過考試,成為華池縣第一批專職講解員。

  語言問題是我講解路上的第一隻“攔路虎”——老館長劉玉郝是我學習講解的老師,但我聽他的講解比較吃力;遊客們講什麼,我一開始也聽不懂,更談不上溝通互動了。同時,我的普通話夾帶着山東口音,發音也不標準,影響了講解效果。

  於是,我一邊跟老館長現場學習,一邊找相關資料做功課。白天老館長講解時,我用手機錄下來,晚上請同事幫我“翻譯”,一句一句學習、整理。一有時間,我就聽廣播練習普通話,看電視播音員如何播報、對着鏡子練口型。經過一段時間的突擊學習,我終於過了知識關和語言關,還整理撰寫了南梁革命紀念館第一本完整系統的講解詞。

  2009年5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那一年,我接待了一批來自陝北的遊客,一位古稀老人的舉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看到紀念碑上自己長輩們的名字時,老人掩面而泣。他緊緊握着我的手,不斷重複説:“謝謝你們,讓世人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從那以後,每次帶遊客來到紀念碑前,我都會停留一段時間,帶大家大聲念出紀念碑上革命前輩的名字,用心致敬這些最可愛的人。我更加認識到講解工作的意義,為從事這份工作而感到自豪。

  很多來南梁革命紀念館的參觀者都是懷着對革命前輩的崇敬之情,他們希望重温波瀾壯闊的陝甘邊革命歷史,追憶革命前輩的豐功偉績。這給我們的講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僅要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務水平,而且要創新性地開展工作,讓遊客不僅能夠系統瞭解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故事,而且能夠通過不同的形式,體驗與感悟歷史。

  每次講解之前,我都會盡可能地去了解服務對象:他們從哪裏來,哪個年齡段的居多,從事什麼職業等。這會幫助我儘快確定講解的方向和重點,也有助於增進我與遊客之間的交流。

  如今,我已為近三十萬名參觀者宣講了陝甘邊革命歷史,並帶起了一支業務過硬的講解員隊伍。我們要用心講好這一段革命歷史,讓更多人傳承紅色基因。

編輯:xw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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